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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万字长文怼父母“过度关爱”

2018-02-13 18:29:54 | | 打印 | 字体:   千龙网

   北大毕业生王猛书写万字长文怼父母从小对自己“过度关爱”一事,近来成为网上争议的热点。参与讨论的群体,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立场:一部分网络公众号选择批判王猛父母的态度,甚至给他们贴上了“自以为是”“自私的爱”“精神暴力”等标签;另一方则觉得,王猛太“玻璃心”了,万字长文里的例子其实很平常,他的父母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简单地否定爸妈实际上也会否定自己

  通读万字长文可以看到,王猛的父母不打不骂不说脏话,在关心或者说“管控”孩子的同时,还能让孩子考上北大、赴美读研。所以,面对儿子的“拉黑”,王猛母亲多次重复这样一句话——“搞不懂他是啥原因”。

  王猛父亲认为,儿子在美国做了心理咨询后,加上和朋友们相处不愉快,就开始不和家里联系了。这个说法应当引起注意。王猛可能又是一个因文化语境变迁和不够全面的心理咨询而遭受刺激乃至误导的案例,也就是近年来开始流行的“父母皆祸害”理念引发的一个“新事故”。

  从王猛的自述来看,他不仅做了心理咨询,而且确实深受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万字长文中出现的“焦虑症状”“癫狂”“自我意象的损害”“习得性无助”等词汇,说明王猛认真研读过精神分析流派著作。王猛也提到,美国心理咨询师认为他几乎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所有症状。但必须看到的是,很多中国心理学家一直在提醒大家,要重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其导致代际关系的性质不同。

  严格来说,西方的“个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明确的对应指向。中国有个人的概念,但它和原子化的个体不同,中国的个人概念强调人与周边的关系。同时,中国的代际关系是反哺模式,而西方是接力模式;中国的社会偏向熟人社会,而西方是陌生人社会。种种的不同提醒我们,中国的私人生活模式和西方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人的“自我”,包含着父母、家族甚至社会的因素。

  从临床上来讲,简单地否定爸妈,把自己的全部问题都归因于父母,实际上就会否定自己。因此,对西方理论一知半解后无条件照搬,是容易犯错误的。

  王猛的父母熟悉的文化是偏集体主义和熟人社会的,也没有刻意去分辨“关爱”和“过度关爱”、“为你好”和“控制之间”的区别。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大体是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时代背景来确定的。

  王猛一开文就批评母亲没有完全接纳自己,理由是母亲在他两三岁的时候把他打扮成女孩。在西方文化中,性别很早就成为家长关注的因素; 而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在王猛的家乡,大部分人认为小学以前的孩子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性别之分,男孩女孩光着身体一起玩水、游泳是较为常见的,而绝对谈不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王猛对父母的第二个批评是:倾向于把我关在家里,喜欢包办事情,以致于出现了让他无法释怀的穿长裤参加文艺表演的事情。这个事情会不会是因为王猛本来性格内向、沟通不畅而造成的?

  至于父母因为工作忙碌把孩子锁在家里的情况,在上个世纪并不少见。我小时候,整个院子的做法就是大人上班时,把孩子一个人锁在家里,留好吃的即可,没人觉得这是虐待孩子。可在美国,把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涉嫌父母失职甚至违法。

  在穿长裤这一事情上,相关情况直到今天似乎还很常见。“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中国父母通常都会把身体健康放在心理健康之上。两种健康当然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念可能要到21世纪才真正为中国社会、中国家长所接触和接受。

  熟人社会经验能否指导孩子成长

  在万字长文的后面,大部分批评其实都和中国城镇的熟人社会特性有关。王猛父母的行为,在当时很难跳出这个文化情境。

  比如,王猛向父母抱怨“学校座位后边环境糟糕”。他父亲的反应是:“校长怎么会打压你?他在以前那所子弟学校时跟我可是老朋友?”这就是熟人社会中的典型逻辑——认识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加害于你。

  之后,王猛还批评父母总给自己找一个照顾者来监控。你到北京,就找一个北京的亲戚来照应;你到美国,就找一个美国的朋友来照应。熟人社会的人是不太相信陌生人的。就像以前人们见面问吃了吗?后来问结婚了吗?在熟人社会的文化中,这是正常的沟通模式,是互相关心的表现。可在美国,这就是探听他人隐私、干涉他人生活,是非常不礼貌的。

  血浓于水,是熟人社会的基本原则。你可以不喜欢跟别人交往,但亲情是不能断的、礼节是不能丢的。更重要的是,你身边的人不是你选择的,而是由亲属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所决定的。所以,王猛的父母会强调“要学会和有问题的人交往”。

  王猛父母的所有行为,都是用熟人社会的生存经验来指导和帮助孩子成长。这样的一套逻辑体系到了个人主义化、以陌生人社会为特点的美国那里,显然就是控制欲望强烈,会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

  当然,上述解释并不是想说王猛的父母是对的,而是想找出中国家长的一种生活逻辑。在主观上,父母想“控制”孩子,并不是因为他们“偏激、狭隘、冷酷、自私”,他们只是做了自己认知范围内的“好父母”而已。只是,这种“好”不符合孩子发展的特性。更糟糕的是,放到21世纪的美国,还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个事件中,其实更需重视的是,王猛的父母很早就意识到孩子内向软弱、抗挫折能力弱的问题。但由于王猛成绩一直很好,所以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不少中国家长眼里,孩子没有在上进和厌学间挣扎,其他问题就都不是事。所以,当王猛抱怨学校不好的时候,父母会说:“你觉得学校整你,可是庆祝成绩的横幅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冷静来看,一个人遇到很多问题,当然有原生家庭的因素,但还有不少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心理障碍个案表明,放不下对父母的怨恨,就难以开始自己的人生。这同样对当下的中国舆论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完全不顾中国文化语境和西方心理学判断的差异,而一味质疑父母的做法,是不是有失偏颇?

  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中国心理学家已多次强调西方心理学的有限性和心理咨询师的伦理异同因素,但这种理性的声音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30年前,人们认为有错都是孩子的错;现在,人们认为有错都是家长的错。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并不是真正的进步。

  那么,如何避免出现王猛这样的悲剧?一方面,需要重新理解父母的角色。孩子的教育是面向未来的,父母必须同步成长,要去了解新一代的特点。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是强势者;父母改变,孩子才有能量改变。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爱变成一种制约。另一方面,当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会倒置,子女成为强势者。这时,家长要学会“退位”,子女要学会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不要简单地用西方心理学逻辑来认识和看待问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沈奕斐

编辑:阳光